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“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”，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解决问题的决心。

　　近年来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个新问题，就是教育培训机构野蛮生长。教育培训机构与择校需求相连，实施超越课程标准的“提前教育”，极大地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家庭的经济负担，强化了应试教育，加剧了教育不公。一些培训机构相继成为上市公司，为资本所驱动，一些出格的逐利行为不仅违反教育规律，也有违公序良俗。日前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，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，揭开了新一轮减负的大幕。

　　教育培训机构已成为教育生态的组成部分。其健康发展，一方面需要强有力的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，也需要内涵建设，通过行业自律，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和不作恶的道德底线，并向社会公开承诺。面对新的教育形势，教育培训机构既要做到合法合规，规范发展；而且应当审时度势，回应正在兴起的素质教育、创新教育需求，建立转型发展的新思路，为教育提供正能量。在这方面，其实有很多事情可做。例如，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，改善农村地区和薄弱学校的教学，与学校合作解决个性化教育问题，开展面向学生的公益性补习，开展“三点半”之后的教育服务，等等。在这方面，北京市已经做出有益探索。从2014年起，北京市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，向13家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购买服务102项，总值9700万元，涉及10个区的101所中小学的学科教学改革，覆盖学生4万余人。促进教育培训机构与社会、学校融合发展，将有利于形成多元互补的、健康的义务教育生态。

　　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，需要对症下药，标本兼治。必须看到，炽烈的课外补习热、奥数热、各种杯赛等，主要围绕的是小升初、幼升小的择校需求。因此，课外教育培训在国外被称为“影子教育”，意即它是伴随学校教育而产生的。这提示我们，规范整顿培训机构固然重要，但还需要有治本之策。

　　经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建设和验收，目前多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的均衡状况已经整体改善。但一个学区内只要有一所薄弱校，有些家长就会择校。因此，需要像精准扶贫那样，确定责任人，限时、定点地尽快消除大城市中依然存在的薄弱校。另外，在各地成为择校热点的所谓“名牌学校”，它们往往是地方政府采取特殊政策“打造”出来的。一些地方至今仍在花费巨资建高标准的“未来学校”，解决了原有的学校差距，又在制造新的学校差距。总体而言，目前的学校差距主要体现在师资水平上。这需要地方政府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依法行政、依法治教，不是打造少数“超级中学”、名牌学校，而是通过均衡教师资源配置来缩小学校差距。同时，需要坚决落实关于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比例达到50%的要求，这是缓解小升初竞争釜底抽薪式的有效措施。

　　规范义务教育学校的行为还有许多方面。例如，要高度重视和治理教师有偿补课行为，要继续减少学生作业和考试，严格限制超量作业，禁止排名和公布成绩，等等。这些要求已提了多年，要以抓铁有痕、踏石留印的态度抓实抓好。

　　同时，还需要积极回应家长需求，解决一些具体问题。例如提供下午三点半以后的课后服务，灵活安排接送学生的时间。这能够有效地降低家长参与培训机构的需求。因此，需要给学校一定自主权，用多种方式满足家长实际需求；同时要解放思想，打破在经费使用上的清规戒律，激励学校把好事做好。

　　此外，还需要规范民办学校的行为。在上海、杭州、成都、广州等城市，择校已经变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生源竞争。由于民办学校拥有招生优先权，使得部分公办学校逐渐呈颓势，趋于平庸化。这违背了发展民办教育是为了增加教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初衷。因此，需要重新审视和处理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关系，保障基础教育的公益性。

　　总之，就是改善基础教育生态。面向未来，需要通过教育创新，构建一种低竞争、低控制、低评价的全新教育生态。通过教育供给侧改革，扩大教育供给；开展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，激发公办学校的办学活力。

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杨东平）